个人、群体、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被配偶抛弃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国受到另一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在内部触发，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国家内部的纷争战乱。个人和国家如何应对危机，
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有什么意义，
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在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尝试解答的命题。
戴蒙德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他的代表作品。
本文节选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原标题《椰林大火的遗烬》。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会经历一场个人的巨变或者危机，有的人还不止一次。有些危机因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消解，另外一些却并非如此。国家也会遭遇危机，而同样地，一部分危机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治疗专家从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研究案例和轶闻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认识国家如何化解危机？
作为这本书的开端，我打算讲两个自己经历的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最初的可信记忆大概从四岁算起，当然有些特定事件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和普遍的说法是吻合的。我最早的记忆是五岁生日不久后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幸运的是）我没有亲历这场大火，我的父亲——一名外科医生当时的恐慌——让我间接地经历了这一事件。
1942年的11月28日，一场大火爆发在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Cocoanut Grove，俱乐部老板使用的拼写）。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丧生，还有数百人经历窒息、吸入烟雾、被践踏和烧伤的痛苦。波士顿医疗系统的任务如此艰巨——他们不仅要处理大火带来的伤亡，还要治疗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比如说伤亡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悲痛欲绝，还有逃过一劫的那些人，他们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地相约在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又或者是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十一下，欢声笑语泯灭，只残留冰冷的躯体，受害人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 他们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有些人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波士顿人（包括当时五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并非顽劣之辈，也不是恶人：他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受害人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所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和不愿接受事实的过程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阶段，他们从悲痛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人们旧的自我“马赛克化（mosaics）”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谈到这个“马赛克化”的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种极端仅仅是由于不幸同时降临于如此多的人身上——事实上，受害人的数量之多还引发了另一种危机——正如我们将会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心理学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个人危机，或者间接地经由亲属或朋友去感受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经历，还是多达492 人亡故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用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我旅居于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们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而不觉的危机之中。科技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英国的独领风骚曾令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全世界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不幸的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帝国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如何解决长期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年到1961年间，昔日的巨人终于遭到临头一击：英国解散了余下的战舰，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并开始同意非洲殖民地的陆续独立；苏伊士危机更是屈辱地揭露了英国不再跻身于独立自强的世界大国行列的事实。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们关于自己国家身份角色的讨论在这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
六十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化”的国家，她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以福利制和高质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社会等级间的差异，但她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和经济实力再未能回复如初，也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前六富有的国家，仍然在象征性君主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学技术上名列世界前茅，还保持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群体、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被配偶抛弃或是另一半去世，或者是一国受到另一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在内部触发，比如人生了病，又如国家内部的纷争战乱。不管是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变革（selective change），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selective）”。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代表自己过往身份的一切，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恰恰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和国家如何取舍，想清楚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变更。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做到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他们必须判断，自己身上的哪些零件可以留下并适应全新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鼓足勇气去辨认那些必须变革的方面。这就要求这些个人和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的新方案，来适应余下的自己。与此同时，要划分界线，指明那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拒绝被改变的元素。
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间的重大差别。
我们如何定义一场“危机”？简单来说，英文中的“危机（crisis）”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以及“转折点”。所以，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a moment of truth）：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的前后情况相比，这一个“时刻”前后的情况和另一个时刻“极其”不同。我强调“大多数”、“时刻”和“极其”这几个词，是因为在决定一个转折点到底能否被称作“危机”，还是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流光或者循序渐进的自然进化的时候，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有多么短暂， 这种情况的变化有多么不同，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有多么罕见。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危机感创造出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找寻新的解决路径。如果这个人或这个国家找到了更好的应对方案，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在第一章中，我们会看到，其实成功解决危机和未能成功解决危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种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成功，可能并不长久，相同的问题也可能卷土重来（比方说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盟，好像是“解决”了它在国际角色定位中的危机，但是在2017年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还有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 或者说，在人类的一生中，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里头，该如何定义发生的是一场“危机”？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个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化的巨变：也就是说一生仅有几次，国家几百年才一见。举个例子，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大概会认为，在大约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称得上“危机”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头两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241年及公元前218-201年），然后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罗马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蛮族入侵带来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公元前476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年到公元476年间的事情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这一词留给了非同寻常的这三件事。
作为对比，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同事戴维·里格比（David Rigby）以及他的助手皮埃尔-亚历山大·巴兰德（Pierre-Alexandre Balland）和让·博西玛（Ron Boschma）曾发表过关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的精细研究。他们提出，“技术危机”的操作性定义是专利应用的持续低迷时段，其中，“持续（sustained）”一词被赋予了数学定义。根据这些定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城市平均每12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4年的技术性危机，并且，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发现自己在每十年当中有三年处于这样的技术性危机阶段。戴维等三人发现，这对认识实际利益相关的问题很有用：为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定义所描述的技术性危机，有些城市却不能？不过，罗马的历史学家会认为戴维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对象不过是寥寥短章（ephemeral bagatelles），而戴维等人则会就其对长达985年的罗马历史谱系中其他事件的视而不见做出反驳。
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时间长度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既可以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也可以从频繁的小型危机中得到认识。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在我所经历的生命时间段内，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家都经历过 “重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遭遇过更频繁出现的小型转折点。
不管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比如说，妻子告知丈夫她提出离婚申请的那一天；或者是（在智利历史上的）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智利民主政府、总统自刎的那一天。有些危机确实毫无预兆地就降临了，比方说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Sumatra tsunami），在一瞬间带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驶过程中不幸与铁路交叉口的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孤儿。不过，大部分的个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以来进化型变革的积累：就像是上述的离婚双方背后存在已久的婚姻问题，又或者是智利一直以来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意识或者骤然的举动。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Gough Whitlam）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1972年12月，他（我们会在第七章看到） 在短短19天内提出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是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独立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些什么优点？
我经常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谈到其中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 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个人危机的视角让普通受众在“联想到”国家危机和弄清楚它们的复杂性的时候能够轻松些。
另外一个优点是，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那些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个人危机结果的影响因素集合为我们在试图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的路上提供了相应的指路地图。我们要看到，有些影响个人危机的因素同样直接影响到了国家危机的结果。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正如同陷于危难的国家会接受来自盟国的援手。个人在找寻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去参考其他人在解决类似的危机时候的做法；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在面对相同挑战时所想到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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