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7)
经方本原剂量经过程先宽的考证后,已经确证了《伤寒论》中经方的1两等于13.8g,千年之谜似已冰释｡但按此折算标准选择经方剂量仍然令人难免有所顾虑｡如大承气汤中大黄的剂量为4两,按前折算标准的剂量为55.2g｡有研究显示,现代应用大承气汤急性肠梗阻的剂量范围为10~30g,即可达到满意的疗效｡又如小柴胡汤中的半夏用量为半升,按照伤寒名家郝万山教授提出的折算标准,其剂量约为50~60g,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一部2010年版“半夏”项下规定的3~9g的用量范围相去甚远｡古今剂量差异固然由多种原因导致,如药材质量､用药习惯､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等,但如此悬殊的差异对临床医师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更无法作为临床用量的参考｡笔者通过对《伤寒论》所载方剂中药材的炮制法､煎服法和古代文献中用药习惯的分析,提出一种影响经方剂量折算的关键因素———药材含水量,以解释古今剂量的巨大差异｡
古今用药习惯的差异
1.1现今所标示的剂量是在炮制之后 现代方剂中使用的中药剂量,均是指按照进行称重的､经过炮制加工以后的饮片重量｡饮片的规格､净度､含水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未在其中收载的中药也都有部颁和地方颁布的质量标准｡如柴胡经炮制加工后其含水量不得超过10%,夏枯草经炮制加工后其含水量不得超过14%等｡医师中所标注的“炙”或“炒”等脚注,均是指饮片在之前,生药所需进行的炮制方法｡简而言之,现代中医开具中的药材是先炮制､后称重｡
1.2《伤寒论》方所标示的剂量是在炮制之前 《小品方》残卷有“述旧方合药法”一卷,此标题说明在陈延之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合药法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故称之为“旧方合药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用药第六》中明确提出“凡药治择熬炮讫,然后秤之以充用,不得生秤”,这说明从南北朝至唐代初期,药材计量的方法比较混乱,所以孙氏才特别强调用药时须先炮制､后计量｡陈､孙两位医家的记述从侧面提示了前代医家一种不同当下的用药习惯:先计量､后炮制｡如附子在《伤寒论》中的剂量和炮制方法分别为“一枚”“炮､去皮､破八片”;而在《千金要方》卷四“月水不通方第二”牡蒙丸方中附子的剂量和炮制方法分别为“3分”“炮”｡“破八片”以后的附子应以“片”来计量,而不应以“枚”来计量,故可知仲景用附子时是称重在先､炮制在后,而孙氏则反之｡又如生石膏,在《伤寒论》“麻杏甘石汤”中的剂量为“如鸡子大”,炮制方法为“碎”;而在《千金要方》卷十一“治筋极第四”通气汤方中的剂量为5两｡打碎必然是在计量之后,否则打碎的石膏就不会以“鸡子”来形容其大小了｡再如《小品方·述旧方合药法》言:“合汤用半夏,先称量,然后洗,令去滑也”｡这些记载均说明东汉时期成书的《伤寒论》,所载方剂中药材在使用时遵循了先计量､后炮制的原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经方产生的社会､经济､地理背景是其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伤寒论》中的方剂并非张仲景的原创,而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汇集而成｡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由此可知,经方的起源上可追溯到商朝｡在当时生产力､贸易､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药材的来源必然是以本地的自然资源为主｡需要用药时医生或病家随时采挖即可,无须贮藏以备长期使用｡这种状况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可见一斑｡书中所用的物量词有“果､枚､梃､把､束､撮”等,说明当时药材的计量方法非常粗犷,药材使用尚未发展到先炮制､后计量的精细程度｡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药材计量方法与后世的不同,其核心是计量前后药材含水量的变化｡以下就《伤寒论》中炮制方法和药材来源对药材含水量的影响做逐一分析｡